许多奇:从个人诚信到国家信用

发布时间:2017-6-9 8:41:44      [作者:许多奇]      [来源:遇见交大]      [浏览: ]

个人信用

“诚实”之与我,是内存于心,外表于行的。在教学中,我一直努力引导同学们不妨变得更“傻”一点。所谓“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老实,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懂得胡弄人,与他人尽可能建立信任关系,相信自己和他人都言行一致;二是规则一旦制订,对于限制权利的条款“不知变通”,规定什么事情不能做就真的不敢碰,公路的某处不让穿行就绝不穿行,某种评奖定了什么标准就不敢恣意改变分毫。而当同学们身体力行了一阵子之后,就发现傻人自有傻福。当信用女神向他们招手,幸运女神将会接踵而至。

在工作中,有人说,“文人相轻”。可我认为人各有所长,因而与人交流多看他的优点,以他之长补己之短,由此不乏朋友与合作者。也有人说,有些人难以沟通,但实践告诉我,只要你坦诚相待,真心付出,便能得到理解与回报。这样,我在法学院这个大家庭里心情舒畅。

季卫东教授曾深刻地指出:“中国的秩序原理是强调信任的,但法家的‘信赏必罚’、‘积小信成大信’,侧重于主权者树立威信,却忽视了社会平面关系里的人际互信;而儒家的‘无信不立’、‘言必信,行必果’却只适用于庶民教化,并不适用于应该通权达变的管理精英阶层。两者各持一端,导致信任共同体无从构建,只存在局部性特殊信任,缺乏整体性普遍信任,在交易社会通行的是以质取信、连带保证。”在商品社会的交易市场,为了保证交易安全,“诚信”便不仅仅是一种道德宣示,不仅仅是与交易能力和交易效果无关的道德标准,而是在契约自由的基础上形成契约信用,并转化为保证契约自由的信用规则。于是,诚实信用原则便成为了民法中的帝王条款。

市场信用

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债权信用与担保物权相互结合,在传统契约信用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开发出各种新型的金融衍生产品。这些金融信用及其变异形式在规避风险的同时又制造了大量风险。在高收益与高风险并存的金融市场,信用以及基于信用所建立起来的制度化的诚信体系,是金融安全与金融效率的伦理基础和制度保证。

我对金融信用的研究是从债权融资开始的。2005年,我在法律出版社出版了在博士论文基础上撰写的专著《债权融资法律问题研究》。从法学上看,债权融资是指债权人运用现有或将来的债权来融通资金的过程,其中涉及从一系列债权信用的形成与传递、转让问题。该书细致回溯了从原始的单个信用转让融资到证券信用自由转让融资的历史演变过程;分析了从注重债务人利益的信用转让融资到关注受让人利益的信用担保融资的经济实质;剖析了从一对一的债权信用融资到多对多的资产证券化信用融资的社会根源,对其中涉及的诸多法律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该书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成为相关金融实务界与理论界人士的案头必备书。2006年,我获得题为《我国资产证券化之现实冲突与法律整合》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立项,在完成这一课题的过程中,对信贷资产证券化这一结构性、社会性的金融信用风险及其法律防范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2008年-2009年我在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访问,近距离地观察了系统性信用风险扩散的过程,回国后撰写并发表长文《次贷危机法律根源探究——美国金融监管制度及思想先进性质疑及其启示》,文章指出,次贷危机就是信用危机。金融机构违规放贷,导致房地产信贷过度膨胀;信用评级机构缺乏信用,大量次级债券的价值被严重高估;投资银行过度投机,启动并扩大了金融风险。文章鞭挞了美国银行的违规贷款、评级机构的评级套利以及华尔街投资银行狂热的、非理性的投机行为,并对美国政府以金融监管法律松绑与金融监管制度体系落伍来换取金融创新的扩张与膨胀,任其风险积聚、扩散为危机,迫使世界各国在经济衰败中重建金融秩序的种种做法提出了质疑与批评。该文荣获2010年度全国经济法年会青年优秀论文评选二等奖,并在中国法学会第三届青年创新论坛上作主题发言。

针对危机中暴露出来的美国金融监管制度应对金融创新的滞后性与脆弱性,我于2011年发表《信息监管: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监管之最优选择》一文,首次提出了用信息监管的概念和用信息监管应对结构金融等信用创新引发的系统性风险的观点。同年在《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上发表论文“Implication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for China‘s Information Supervision and Curbing of Financial Corruption”,鲜明地提出我国亟待构筑金融信用信息共享平台,调动各种法律手段,形成合力,共同治理市场欺诈与金融腐败的观点。2012年,我获得上海市曙光计划课题《系统性金融风险法律防范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将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寻适合本土的国际金融中心信用体系与系统性法律风险防范路径。

国家信用

果说金融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信用的高级形态和法治基础,那么国家信用更是一个国家立信于民、治理经济的根本。我国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尚书》中有关于信的记载。如《书·康王》云:“信用昭明于天下”。《论语》中有一段: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子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子曰:去食。自古人皆死,民无信不立。更为重要的是,在孔子看来,信任是治理天下的根本,甚至比粮食和军队更为重要。孔子主张以信用教化民众,进而形成良好的风俗,使国家强盛。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商鞅徙木置信的故事,强调的也正是国家和法律必须取信于民的道理。

美国马歇尔大法官曾说:“征税的权力是事关毁灭的权力”。财税法治正是现代租税国家立信于民的必由之路。通说认为,“税”也是一种信用“债”,只不过这种信用关系,并非发生在私法领域中的平等主体之间,而是纳税人与国家之间。不少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视税收法律关系为一种国家请求纳税人履行税收债务的“公法上的债务关系”。

我国实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税收方针,纳税人既是义务主体,又是权利主体。早在1999年,我与中国财税法研究会现任会长刘剑文教授合撰发表的《纳税人权利与公民的纳税意识》,是国内最早一篇从纳税人权利保护的角度论述征税机关与纳税人关系的文章。该文首次提出国家只有通过立法保护纳税人的民主立法权和民主监督权,形成征纳双方的权利平等意识与纳税人的主体意识,征纳双方共同受制于相应法律规范的调整,纳税人才不会将纳税行为仅仅看作是一种被迫的经济行为,而视为一种权利实现行为,产生“纳税光荣”的观念。接着我又陆续发表了《论我国资产证券化之税收理念与税收制度》、《公益信托灾害救济的税法扶持与规制》、《从税收优惠到全面社会保障》、《我国农业税费改革之政治启动与经济治理》、《社会保险法亮点解读:政策法律化与法律政策化》、《中国“缩差型”社会保障再分配模式的选择》等系列论文。在此基础上,我进一步从宪政视角对我国的分税制改革进行梳理,探寻深化改革的宪政进路。其成果《我国分税制改革之宪政反思与前瞻》一文于2011年发表。文章提出,深化分税制改革必须与我国已经开启的社会主义宪政国家建设结合起来,应该将中央与地方之间财政关系进行宪法确认,逐步完成适度的财政分权,做到税收法定与预算法定,实现各级政府依法征税和依法用税,以使国家财税信用得到人民的认可与拥护。该文被《新华文摘》2012年第3期全文转载。

在税法教学方面,我致力于将自己的科研成果与教学内容相融合,走出国门开展教学和科研交流活动。2008年12月我在纽约大学著名中国法专家Jerome A. Cohen教授的law & Society in China课堂上用英文联合授课,讲授中国税法专题。2009年4月,在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作题为“Legal Issues of Tax Planning: A Sino-US Comparison”的国际学者论坛英文报告;2009年5月,在美国田纳西大学法学院教师沙龙上作题为“Tax Planning and Tax Policy in China: Case Study of the Tainted Milk Scandal”的英文报告。在此基础上,邀请名师来我校授课。2012年6-7月,受我校小学期海外名师项目邀请,台湾大学著名财税法学者葛克昌教授来我校,与我一起向全校选修的学生讲授了“两岸税制比较”课程。这门课选取税法中有关捐税正义中最为关键的七大论辩主题,运用全新的论辩式教学方法,让同学们在探讨和争论中理解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相互博弈过程,思考国家信用与公民信用之间的依赖关系。这次教学,学生们受益匪浅。他们开始懂得,强化财税的正义导向,强调财税的民主参与,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树立正面的国家信用,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在社会活动方面,自2006年上海市财税法研究会成立以来,作为秘书长,我积极筹办了“国际视野下的纳税人权利保护”、“房地产涉税法律问题国际高峰论坛”、“全球金融税制改革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纪念《税收征管法》颁布十五周年”、“新《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研讨”、“非税收入法律问题”等大型国际、全国与地区研讨会,在介绍交流各国财税法治、纳税人保护和国家信用如何取信于民方面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幸运的我们不仅身处一个法制变革日新月异、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时代,而且站在拥有全球化视界的东方明珠的高度、依托上海交通大学这一具有国际对话机制的良好平台。作为年青法学工作者中的一员,我只能竭尽全力,不辱使命,勇敢地担当起历史赋予的重任,为上海交通大学的教书育人、为中国社会经济建立市场信用、推进国家财税立信以及维护中国纳税人的福祉而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